案件曝光后，许静带着十二岁的女儿找到我家。
小女孩躲在妈妈身后，眼神惊恐。
“她曾被关进器材箱四十分钟。”
许静红着眼。
“出来半年了，连睡觉都不敢关灯。”
“为什么不报警？”我问。
“我去要求退费，赵曼拿出孩子在箱子里哭叫的视频威胁我。”
“说一旦公开，就把视频剪成孩子撒泼逃训的反面案例。”
许静低着头。
“我害怕，最终拿了退款，签了和解书。”
韩宁翻开和解书。
“里面包含限制未成年人维权的条款，这是违法的。”
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匿名线索征集。
短短三天，收到四十七份类似投诉。
有男孩被强迫在暴雨中夜行。
有哮喘儿童被没收吸入剂。
还有孩子因为尿床被拉出来公开羞辱。
多名家长交来了高额的设备账单。
收费项目和满满几乎完全一致。
账单显示，同一套低氧设备，在同一时段被八名孩子同时单独使用。
我联系设备生产商。
对方确认：“营地只购买过一台展示机，从未完成安装调试。”
八万多块的特训费，根本不是设备成本。
而是营地为了弥补资金缺口设置的虚假收费。
财务人员交出一份内部表格。
“赵总规定，按照家长职业和收入，决定加价比例。”
我翻开表格，看到周砚川提供的客户画像。
林晚：“高焦虑，高支付能力，可用孩子病情施压。”
看到那行字。
我没有哭。
只把丈夫参与制定的收费策略，一并交给了调查组。
面对铁证，赵曼试图狡辩。
“这是课程套餐定价，跟设备实际使用无关。”
市场监管部门当场定性：“宣传明确按次收费，涉嫌欺诈消费者。”
教育、文旅、体育和消防部门联合进场。
营地被责令全面停业。
部分家长担心孩子隐私曝光，不愿参与集体诉讼。
我在群里承诺。
“我会隐去所有儿童身份，只公开机构的制度、合同和收费骗局。”
许静第一个站了出来。
“我实名作证！”
她的发言带动了另外十二个家庭提交证据。
受害者不再只是满满一个人。
法庭前夕，赵曼的律师提出取证合法性争议。
“偷拍视频来源不合法，不能作为证据。”
韩宁用服务器日志、财务记录和员工证言补强证据链。
彻底不让案件依赖单一视频。
周砚川的律师找上了我，提出认罪协商意向。
“周先生希望通过指证赵曼，换取从轻处理。”
“他愿意把全部财产留给你作为补偿。”
我看向律师。
“去申请冻结这些财产，用于受害家庭的赔偿。”
“至于谅解书，我绝对不会签。”
我转头告诉调查组。
“这不是一场夫妻报复。”
“这是一群孩子被拿来试错、收费和宣传的完整产业链。”